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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观察｜数字技术催生了怎样的文化方式与图景

2023-04-18 11:03:30来源：传媒观察

编者按：数字转型是21世纪最深刻、最基本的变化。智能手机、社交网络等数字技术的更替交织催生新的文化方式与图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马丽丁娜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丽丽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3期刊文，以“媒介技术”为经，以“平台迭代”“日常生活”“数字青年”为纬，通过爬梳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概述2012年末至2022年末的10年数字文化研究。研究发现：在技术可供性的影响下，一系列超级数字平台的出现和更迭构建了融合互嵌的新场景，并带来了新的文化政治意涵；数字技术高度渗透于“休闲”与“劳动”的日常生活中，技术与文化的动态博弈形成独特的“圈子”与“仪式”、“亲密”与“鸿沟”、“情感”与“劳动”；中国语境下青年群体的“数字生活”，以网络流行语、粉丝文化等文化景观连接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研究认为：数字文化在走向融合的整体性路径中仍生动地体现了在地及个人的“过往和活生生的经验”。作为一个天然的跨学科接合领域，数字文化研究应更鲜活、有力、深入地介入当代社会研究。

数字转型是21世纪最深刻、最基本的变化。在中国，微博、微信等一系列超级数字平台相继出现，开启了一个以数字化生存为特征的时代。多个学科领域尤其是媒介文化领域中出现了数字文化的研究风潮，这个时间段距今正好是10年左右。因此，有必要对过往10年间（2012年末―2022年末）的数字文化研究的整体图景进行爬梳和辨析，以便更好地理解数字文化在当下语境的脉络及演变。

(资料图片)

数字文化研究涉及范围极广。随着数字技术10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围绕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新技术展开的实践活动更为复杂，包括视觉文化、抗争文化、网络视频、博客、微博客、手机、客户端、数字劳工、数字鸿沟、隐私、网络审查、监控、自我认同、亲密关系、网络公共参与、游戏等等，涉及从媒介和传播的生产、流通到消费和使用的各个环节与层面。多种研究视角的叠加使得数字文化研究呈现出相对零散的研究界面。笔者以“媒介技术”为经，以“平台迭代”“日常生活”“数字青年”为纬，粗略地将其分为三个部分，以期通过具体、特殊的对象和问题来概括数字文化研究这10年。

平台迭代：技术可供性视角下的融合互嵌

社交媒体平台的迭代很好地体现了数字技术可供性的发展，同时也是透视数字文化变迁的关键切入点。平台的迭代与技术更新相互作用，呈现出一种融合互嵌的场景，同时带来了新的政治意涵。

（一）微信、微博平台：数字场景的融合互嵌

社交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按照詹金斯（Jenkins）的说法，我们生活在一个“融合文化”的时代，很难找到一个纯粹专注一件事的平台。微信的出现建构了一种公共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相互融合互嵌的移动场景，带来了“微信群”这个全新的网络化社区状态，形成了“强关系”－“熟人”与“弱关系”－“陌生人”相互联动的人际传播格局，既有成员间的高度信任、忠诚、团结的“圈子关系”，也有联系松散因而获得更多信息流动和交换的社群；塑造了能够分享、互动、参与的“朋友圈”空间，通过喜欢、分享、关注、转发、标记、书签、回复、评论，个体能够在其中展示自我的品味、建构在线身份并寻求社会支持；除此之外，自我呈现与在线身份建构无疑也是研究的焦点。人们在社交媒体中自我呈现的表演手段以及人们对自己形象管理的控制能力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我呈现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包括孤独感、亲密关系、社会支持等都是影响表演策略的重要因素，当这些因素无法满足人们的期待，也就出现了“三天可见”“分组可见”的社交倦怠和不使用（non-use）行为。作为技术驯化过程的现实映照，微信用户在语境消解、角色压力、隐私忧虑等因素影响下从自我呈现走向自我退场。

微博平台相较于微信平台更具有公共领域的气质，新型的文化权力关系在这个空间中被建立。新媒体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参与者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在公共领域发出声音和影响，从而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创造新的可能性。以往被忽略、被压抑、被定义的弱势群体（草根阶层等）释放大量平民话语，这些文本话语带有的戏谑性、片段式、互文性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表达能力。同时，微博技术赋权与增能的功效被进一步发掘，使微博成为许多新兴文化发源与生长的绝佳场所。总的来说，微信、微博平台构建了融合互嵌的新场景，公共与私人、虚拟与现实、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弭，关于人与世界、社区、关系、自我的关系在数字技术环境中被重新思考。

（二）抖音、快手平台：短视频的可见性

2018年开始，抖音、快手等以短视频为主打的社交媒体平台横空出世，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傻瓜操作”“业余摄影”等低门槛的准入制度吸引了各个阶层、年龄段的用户。彭兰将短视频持续存在的原因归纳为技术支持、生产门槛低、场景适应、情感唤起、用户代价低、易于成为社交资本这六个方面。邓建国和张琦将短视频的扩散归功于“移动”“短”“视频”（图像传播）三方面。在技术可供性的影响下，短视频从以自我表达为主要诉求的民间文化阶段、商业运作阶段，走向了向公共性普及的阶段。

短视频类平台兴起具有积极的文化政治意涵。陈秋心和胡泳认为，抖音在功能定位、连接方式、内容呈现等诸多方面都与微信、微博有所区别，更像是集纳日常生活的剧场。视频化生存直接取决于现实生活，让更多普通人凭借视频“现身”为活生生的人，有更多机会被他人看见。从“失语者”到“屏民老铁”，抖音、快手以其普惠和低门槛的定位，为边缘群体提供了实质而平等的呈现与表达自我的机会，有助于草根和边缘群体实现其文化公民身份的建构与认同。短视频生产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新文化运动，当政府、商业机构、企业纷纷入场，并完成相互纠偏与补齐，这意味着短视频平台已成为微信、微博平台之外的又一公共性传播的重要平台。

总的来说，以平台迭代作为主线进行梳理，从微信、微博再到抖音、快手，社交媒体更迭的新尺度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些媒介行为也带来了崭新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微信、微博的出现改变了受众的连接和互动方式，社会个体大规模的连接、参与和协作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媒介文化的演进方向，其中涉及人际交往、自我呈现、新技术运用及表达等方面；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兴起带来了短视频、网络直播、衍生品网红的研究热潮。可以发现，数字文化是在“技术连接”中生发于不同社交平台的，一方面可以看到互联网使用者不断向中下阶层渗透和拓展，视像化技术打破以文字为基础交流的高门槛，技术赋权带来数字文化的大众化发展；另一方面，平台“商业化”的性质也决定着媒介行为被导向何处。Lin和de Kloet指出，中国新近崛起的短视频直播平台正体现了文化生产的快速平台化这一趋势，媒介平台化发展将“关系、流量和注意力”置于资本化逻辑之中，数字资本成功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这也将数字文化研究带入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当中重新思考。作为可编程的数字架构与生态系统，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的运作及其技术逻辑将愈发深刻地卷入到社会安排之中，娱乐化的资本增值方式给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和休闲娱乐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日常生活：关系维度中的“休闲”与“劳动”

数字化技术让“永恒的时间”和“流动的空间”成为现实，新技术与人相互交织，面对网络情景，人们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媒介重新形塑，体现在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相互关系状态中。数字化日常生活的范围非常宽泛，从生活休闲到生产劳动，衣食住行、亲密关系等都被囊括其中，本节主要涉及的关键词有社群、生活方式、亲密关系、数字鸿沟、数字劳动等。

（一）技术赋权下的“圈子”与“仪式”

在web2.0后媒介文化环境整体体现出一种参与、互动、分享的特征，刘涛形象地描绘了新媒介对日常生活中社交圈子的社会性（sociality）和聚合性（connectivity）生产：有一种相爱叫作互粉，有一种调情叫私信，有一种暗恋叫关注……社会化媒体用数字化指标征用并复制了各种社会关系。

一方面，新媒体的普及和赋权将原本分散的个体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圈层。关于虚拟社群的研究丰富而角度多元，社区、社群、圈子、圈层、族群说法多样，被看作是流动性更强的“想象的共同体”。其中以“趣缘”为纽带、以身份认同为基础建立的趣缘群体大规模兴起，形成了封闭与开放、扁平化与层级化、对抗和联盟并行的“圈子化”的传播机制，在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权力等级化的链式结构。对于“圈层”的研究从虚拟与现实之争夺，到关系空间的维度，涉及的主题包括社群的形成与发展、主观心理动机与功能需求满足、关系网络等，理论视角也较为丰富，包括身份认同、权力等级、互动仪式、文化展演、媒介景观等；同时也有物质性与身体、群内冲突、情感与记忆等视角。

另一方面，生活方式包含衣食住行多个方面，“自拍”“打卡”等新型媒介仪式嵌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大众借助数字媒介并在社交媒体中“自我表露”，事无巨细地进行自我塑造、自我表达，这种文化行为被称为“晒文化”。与此同时，在数字社会加速之下也有学者呼唤“慢生活”方式的回归，袁艳通过对数字时代手账及其“再中介化”的视角进一步思考“慢媒介”和“断联”现象，手账在数字时代发展为一种新旧媒体交织的媒介组合，物质性“痕迹”中渗透着数字化编码，是被特定的技术和文化实践“超中介化”的过程。

（二）技术勾连下的“亲密”与“鸿沟”

数字技术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现代社会的冷漠疏离造成现代人的孤独感倍增，人们不得不借助技术重新产生勾连，对于情感和沟通的期待使人们开始建立线上与线下相弥补的家庭关系、恋爱关系。

然而对于关系的想象，不仅有“亲密”也会存在“疏离”和“鸿沟”，数字技术并非平等地给每个人带来了机会，“数字鸿沟”依然横亘在地区、阶层、代际、性别之中。不少学者对数字贫困群体、“银发群体”的媒介使用作出分析，老年数字鸿沟是个人、家庭、社会、科技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几年也有种乐观的看法认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间的差距可以通过“数字反哺”来弥合，家庭内部年轻人的数字反哺和健康反哺有助于抹平数字代沟及健康代沟，文化反哺有可能成为缓和亲子冲突、改善家庭关系的难得机遇。

（三）技术渗透下的“情感”与“劳动”

数字时代“工作”与“休闲”的界限正在消弭，近几年研究焦点也从生产和消费领域转向“数字劳动”“情感劳动”“关系劳动”的劳动方向。从打车、外卖软件再到每一个网络受众，数字资本依靠网民“参与”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越来越受到商业规则的操控。

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近几年实现了井喷式增长。分别有学者以短视频创意劳动者、移动游戏中的青少年玩家、网络主播等为研究对象，以具体而微的视角切入数字劳工的劳动过程。随着技术日益增强的精准性和标准化管理，劳动过程被置于数字监管下，使得“人的情感”最终被技术理性所控制，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在极力挣扎、反抗异化，由此造成一种矛盾的状态。

技术与文化的动态博弈过程带来实际体验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是一个双向驯化的过程，既不能轻视技术及其背后的力量，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正是在多元主体博弈的过程中，才能够促使社会和文化的重构与反思。

数字青年：中国语境的在地实践与文化融合

数字青年文化涉及方面非常广泛，其中网络流行语、粉丝文化具有显著的青年文化基因，笔者采用历史向度的视角梳理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以期窥视数字青年文化10年间的变化与发展。

（一）网络流行语的变迁：从“屌丝青年”到“佛系人生”

网络流行语是网络社会文化特性的重要表征，展现出一部当代社会青年发展史。2012年，“屌丝”这个看似不雅的词语率先风靡网络，以一种自我降格的自嘲方式表达了网民对当下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唤醒与阶级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之间的矛盾，深刻反映社会底层群众对自身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的嘲弄和反讽。随后短视频中“喊麦”“社会摇”等“土味文化”也是“屌丝文化”“草根文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满足草根人群心理需求的“安慰剂”。这些文化契合了网民猎奇、审丑的心理动机，也包括以娱乐为目的的恶搞文化、鬼畜文化、表情包文化等，通过挪用、拼贴、同构、颠覆等手段，传达出富有意味的“反讽”风格。

除了这些“激烈”的方式，另外一种“丧”的表达也悄然流行起来。以“葛优躺”“废柴”为代表，是当代青年焦虑无助、相对剥夺感和自我保护等错综复杂的社会心理状态的缩影。“佛系青年”是“丧文化”的延伸和发展，本质上都是对于传统主流文化的消解和重构，代表着一种看破红尘、一切随缘的人生态度，“躺平”“摆烂”“内卷”等网络流行语也有相同的内涵。网络流行语的变迁反映了青年“个体性”身份认同的符号表征和以游戏为主的“狂欢性”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些新的文化景观以网络流行语为线索联动个体与群体、青年与社会、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消费主义风潮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粉丝文化研究的流变：粉丝“出圈”与“饭圈”治理

近几年粉丝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成为透视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2014年之后关于粉丝文化的论文大量增多，多位学者从粉丝经济、粉丝圈层文化政治、社会动员、民族主义等角度进行了详细叙述。

2018年后，粉丝力量盛极转衰。集资应援、互撕谩骂、造谣攻击等饭圈乱象遭人诟病，有关“饭圈治理”“平台治理”的研究将粉丝文化带入一个批判的视角，在此期间涌现了一批关于饭圈内虚假流量（粉丝打榜）、反黑举报、互撕谩骂等不良行为的研究。

粉丝“数据女工”的身份也获得了大量关注。粉丝在政治、平台与资本的裹挟下成为“数据女工”的代言人，被嵌入在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的闭环中，其与偶像之间亲密关系的想象已经走向异化。学者们从政策、平台、明星、粉丝、社会等角度提出治理策略。对于粉丝的治理既是网络治理、平台治理，也是文化治理、社会治理。随着“清朗”行动的深入，细致入微的治理策略应用成为现实。

此外，二次元文化、嘻哈文化、摇滚文化的“出圈”也吸引了学者的目光。

可以看到，数字青年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各个领域，逐渐与社会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学科汇聚，形成一种跨学科整合的取向。不仅融合了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的研究范式，将风格、抵抗、收编、权力、阶级、身份认同、新部落、文化资本、场景等理论融合在一起，也将物质性、身体、数字劳动、空间等视角引入，涉及当代社会理论和批评理论等多种理论资源。

数字文化研究是媒介文化研究在新的语境下衍生出的一个崭新的分支，它直接受益于平台迭代和技术更新的数字化生存场景，也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深层缠绕，更是极大地更新了青年群体的文化实践。本文以“媒介技术”为主线展开，参差辨析其与平台、日常生活与青年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数字文化研究发轫于数字技术与当代社会的深度融合，存在着以下值得深度思考的层面：

第一，以技术为主线的研究视角更新了传统文化研究的范畴，数字文化研究更多地整合了政治经济学视角。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为媒介文化研究打开了理论的突破口，一批将情感、关系等文化要素与微观政治权力、资本积累、意识形态相连接的研究推陈出新。但另一方面，对于资本关系（剥削或解放）的过分强调也使该类研究陷入了某种模式化之中。叠加性的数字文化领域应存在多元主义的面向，技术与文化的动态博弈过程不仅仅是商业化对人以及日常生活的侵蚀，也带来了实际体验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对新的研究范式、研究取向应予以开放的态度，挖掘更富有想象力的视角。

第二，数字文化在走向融合的整体性路径中仍生动地体现在地及个人的“过往和活生生的经验”（lived and living experience）。一方面，世界性的交往网络已经建成，在本土化与全球视野的融合背景下，数字文化研究正在本土现实的基础上与理论进行对话和建构。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区域性地方、族群社会文化与共同体文化有机融合，并逐渐落脚在日常生活领域。如何兼顾共享空间叙事和多样性表达成为学者思考的新方向，社交媒体在地化的方法论为媒介技术与普通群体、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大的观照的同时，兼顾历史的时空维度和个人生活浩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为理解技术、人、社会生活的“相互嵌入”增添了融通、多向的视角。

第三，数字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非呈现技术的特征，而是着力探讨技术与人、社会结构、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多元互动，在解释人类文化实践时将重点放在“技术”方面未免本末倒置。研究者需要重回数字文化概念再思索，摒弃“新”与“旧”、“媒体”与“非媒体”的对立。透过数字技术背后的文化时空，会看到其中的人如何展开“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有关于“手机”“电脑”“身体”等媒介物的研究勾连出文化与记忆、情感与关系等一系列议题的思考，为数字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载《传媒观察》2023年3月号，原文约16000字，标题为《数字文化10年研究：技术、日常生活与在地实践》。此为节选，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马丽丁娜，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朱丽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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